军事报道

一部没有硝烟的血拼史:“印度制造”70年启示录

作者:金贝娱乐    发布时间:2020-04-24 20:01     浏览次数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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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打肿脸充胖子的国家:经济并不富裕,却要养3艘航母,现只剩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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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全球电子合同制造商纬创资通和富士康计划在未来五年中,共同投资750亿卢比,扩建其在印度的制造工厂。据悉,纬创资通正打算将其PC、物联网、医疗和云服务等业务带到印度。据透露,这次投资可提供1万多个就业岗位。

毛克疾 |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

事实上,国内厂商在印度投资建厂的做法并不少见。据外媒相关报道,继富士康在印度越南等地投资建厂之后,和硕拟在印度印尼以及越南这三个国家建设新工厂。

《文化纵横》6月新刊以“后发国家发展道路”为封面选题,聚焦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试图呈现各国如何在自己既有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应对现代化的挑战。面对当前世界秩序的急遽动荡,在整体上反思后发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是为我们迎接未来可能的变动做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

本文研究显示,印度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其在土地征收、劳工制度、利益集团等方面的重重阻力下不得不走上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优先的产业道路。印度曲折的工业化历程说明,后发大国的工业化绝不是机器生产“自然”的普及推广和经济发展“必然”的逻辑推演。恰恰相反,它是一场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逆势”斗争,强有力的组织核心、持续的行动能力以及合适的历史社会契机缺一不可。而这背后更关键的是要寻求社会、政治领域的深度改革,全面提高国家能力,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工业化问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因为航母这东西不管是自己花钱造还是花钱买,还是拥有以后的后期维护其实都是极其昂贵的,万一要是坏了点地方其维修费用也是天价,没点实力还真供不起。

走“中国道路”的印度制造

作为除中国之外全球唯一10亿人口级别的巨型后发国家,说工业化进程是决定印度未来发展的最重要内生变量并不为过。小国往往只需要具备某些工业行业、某些工业环节甚至某些非工业产业就足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支撑起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然而,对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如果没有整体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无法将众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传统社会结构中大规模解放出来,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更难以在保障国家安全、塑造民族国家、协调国内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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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许多厂商受中美贸易战、人力成本上涨的影响,纷纷将制造基地进行外迁,从一二线城市迁移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出海迁往以印度、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一带。当然,劳动力成本优势通常不是建厂的唯一决策要点,还要兼顾考量潜在内需市场发展产业链配套经商环境政府支持政策,以及管理文化是否可以得到有效输出。

印度的工业化之路坎坷曲折。继承英国殖民建设的遗产和计划经济时期大力推进的进口替代工业建设,印度曾经建立起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后来却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错配而逐渐放弃了这一体系,并未发挥其砥柱和引领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虽然使印度的经济活力大增,但并未激发其在用工、土地等要素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工业发展依旧结构失调、步履蹒跚。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政府上台以来,纳伦德拉·莫迪推出的“印度制造”计划是推动工业化进程的最新举措,虽然取得局部成功,但是迄今仍未激发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产生积极的链式反应。印度的工业化进程至今仍然充满艰难险阻,偿还工业化的欠账依然是印度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不管是自己制造还是向其他国家购买,航母都是耗费巨资,后期的维护费用也极其昂贵,维修费用同样是个大数字耗费超多的资源!

制造业是国家根基,没有实体产业的支撑,便谈不上任何经济的发展。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17年印度的人口总数约为13.392亿,去年GDP总量约为2.5975万亿美元,人均GDP仅为1939美元。作为仅此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大国,印度要想崛起,必须先从低端制造业抓起。历史证明,任何国家在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当本国制造业遇到一定瓶颈后,便需要将低端制造业外迁,为发展高端制造业腾出空间。

**一、印度工业化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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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日本为例,日本战后从欧美接收了大量制造业,经济腾飞后,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便开始将本国制造业外移,依次将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80年代初,中国从上述国家手中接过了这根接力棒,其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以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独立前的工业化初始萌芽

但或许是为了配得上“大国”的身份,也为了能够更好的武装自己,印度还真的咬着牙买了,并且一买就是三艘。但因为维护费用高昂所以前2艘航母缺乏保护如今早已退休,只剩下第3艘也是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在俄罗斯手里的时候就发生过大爆炸,常常出现各种问题。

从中国制造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内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通过来料加工起步,进而通过代工模式使相关产业的供应链转移到中国。在完整的供应链建立起来后,中国品牌再依托完整的供应链条崛起,通过较高的性价比,从低端到高端逐渐替代国外品牌,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进口替代”。

与中国、土耳其、非洲等受多个欧洲列强同时侵占的“共占殖民地”不同,印度自18世纪中后期以来就成为了英国的“独占殖民地”。作为独占殖民地,印度获得了宗主国更多的关注和投资,这为其工业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例如,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就开始在印度铺设铁路,作为维持殖民的军事统治工具和输送原料、商品的经济剥削工具。到20世纪初叶,英国已经在印度建成遍及整个次大陆的铁路网,英属印度铁路网一跃成为当时全球第四大铁路系统。此外,依靠战略性突出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印度也成了英国重要的战备工业中心之一。鉴于英国本土面临封锁和上升的战争压力,印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出了较强的钢铁和冶金部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出了汽车、化工、机械等部门。据印度经济学家巴特尔统计,二战期间印度按照工业品生产计算,曾是世界名列第十的工业国。到1947年独立前,印度就已经取得了远超一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业化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培育出了较为完善的国内市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能够规模生产原煤、电力、粗钢、生铁、水泥、硫酸等一系列重要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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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似乎在借鉴着以往中国制造的发展模式。

印度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工业成就与其说是殖民者主观善意的产物,不如说是殖民掠夺政策在特殊时空地缘条件下产生的“意外”。为了避免殖民地与宗主国围绕商品销路和原材料供应的竞争,英国严厉打压印度的本土工业,通过各种手段将印度定格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制成品倾销地。例如,为了满足英国在二战中的军需生产需要,印度被迫将大量用于民生消费品的资源紧急转至到国防产品的生产中,即使1943年印度东部爆发的大饥荒夺走了350万至400万人生命,英国也拒绝对此伸出援手。因此,虽然英国的百年统治为印度留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但对印度人来说,更为刻骨铭心的是自己国家作为殖民地被压榨的屈辱历史。因此,建立一个能使人民生活富足,且不受西方列强侵略、不受国际资本控制的经济体系,成了印度独立后领导人的迫切愿望,而推进工业化则是摆脱殖民束缚、树立民族自尊心,并达成政治经济独立自主的最重要途径。

​买到手以及后期的维修,10年总共花费了30亿美元,这一艘航母才得以运行,除此之外当地自己造的航母也是依靠各国材料拼凑,什么时候能下海试水都还是未知数。

早在2014年,任职总理不到半年的莫迪推出了“印度制造”战略。通过鼓励外商直接投资、降低行业准入标准、改善国内营商环境,莫迪意欲撬动印度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人力资源,致力于将印度打造为制造业中心,增加就业岗位,以此推动印度的工业化进程。

印度独立后的国家主导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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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印度政府批准了总额达15亿美元的特别奖励计划,以此助推印度实现2020年电子产品实现“净进口为零”的目标。一份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表明,仅在“印度制造”战略实施一年不到的时间内,印度就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接收国。据有关报道,自优惠激励政策修改后,印度政府已经收到了421份申请,批准了其中的193份。已通过的这193份申请中,有144份申请已经带来总共925.2亿卢比的投资。

印度独立以后几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工业化的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对殖民地经历的“创伤后应激反应”和“制度性反动”:一是为了保卫政治独立和维系经济自主,印度独立后开始强调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主导的工业化;二是为了确保印度免受外国资本的剥削和外国商品的压制,印度独立后选择封闭自守的内向型发展道路,实施进口替代;三是为了克服巨大贫富分化和普遍赤贫的问题,印度独立后选择限制私营企业,转向强调公有制的计划经济。

​印度三分二人口仍然直接或简接依靠农业维生,近年来服务业增长迅速,日益重要。印度凭借信息技术及大量受过教育并懂得英语的青年,发展成为全球企业将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等“后勤工序”外判的中心。印度成为软件及金融技术人员的“输出国”,其他行业如制造业、制药、生物科技、电讯、造船、航空和旅游的发展潜力也十分巨大。

此外,印度政府于2017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GST税改,旨在简化税制,推动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降低跨邦运输的成本。另一方面,印度政府还挥起了关税大棒,多次提高电子产品及零部件进口关税来保护本地制造业生产。

虽然印度独立以后在政治上选择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是在经济上却抛弃了西方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转而投向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由政府统筹规划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比例、结构等。当时,印度领导人一方面希望学习苏联的做法,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短时间内完成国家战略赶超,但又厌恶苏联“极权国家”的统治模式;一方面维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但又担心私人资本做大,形成左右政治的寡头集团。面对两难的困境,尼赫鲁选择中间道路,走上了所谓“费边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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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印度将手机进口关税由10%提高到15%,2018年4月1日又进一步提高到20%。与此同时,手机电池、麦克风等提高到15%,可穿戴设备提高到20%,印刷电路板、显示组建等关税已经是15%。受此影响,包括小米在内的众多外资手机企业不得不将组装厂搬到了印度,改整机进口为零部件进口。

从独立至 “三五”计划结束,印度进入国家主导工业化时代。1956年,尼赫鲁的首席经济顾问、著名统计学家马哈拉诺比斯教授提出了工业化方略:一是主张公私合营的混合经济体制,通过国家计划调节,重点发展公营部门,控制私营部门的投资与生产;二是主张通过提高整体投资率,带动经济整体发展;三是突出强调资本品工业的投资,认为想要获得长期的消费增长,必须在短期内强化对资本品工业的投资。从“二五”开始,印度中央政府调集资源优先发展了对工业化起到关键支撑作用的重工业和基础工业,通过投资电力、钢铁、采矿、机械、石化、化肥等部门,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1954年为印度北部的布哈拉大坝揭幕时,对于新兴工业成就无比自豪的尼赫鲁甚至宣称“大坝应该成为现代印度的神庙”,他还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你要发展,你就必须有更多钢铁,而且有自己制造机械设备的能力”。经过近40年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初步建立了工业基础,提高了关键工业品的自给能力。

​从英国独立后,印度奉行社会主义的经济路线,严格限制私营公司、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不过,自1990年代起,印度逐步开放市场,实施经济改革,减少政府对贸易和投资的控制。纵然面对政治争议,印度政府逐步将公营机构私营化,以及开放部分行业予以私营和外资参与。

按照供应链跟着终端产品工厂走的规律,印度政府的策略实则也是为了倒逼国外厂家在国内的投资建厂,补足短板,希望能打造如中国般强大的供应链整合能力。

印度在这一时期虽然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但没有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加以配合,导致后劲不足。例如,国有企业虽有“国有”之名,但是却不听政府调遣,反而成为能够左右决策的利益集团,成为一组最糟糕的组合:印度国企既不太在乎市场的反应,也几乎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同时还吞噬了大量经济资源。过度管制和国有企业低效运转与民主政治结合,继而产生了印度制度化、常态化、机构化的腐败,并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分利集团和阻力集团,拖垮了本就陷入瓶颈的工业化进程。此外,由于国家能力缺乏、社会渗透不足,印度也无法像中国一样通过高强度的组织,以大规模人力投入代替资本投入,分担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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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凸显,印度制造的几大拦路虎

由于政治考虑和社会掣肘,印度没有像苏联和中国一样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是大体保留了分配较为不均的土地私有制。这直接降低了印度资源动员的效率和规模,使其无法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补足大规模工业化所依赖的大额投资、举借外债和赤字财政。这一问题在工业化进程初期还不明显。然而一旦工业规模上升,尤其很多重工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收益周期极长,印度中央政府又无法动员起足够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本来“填坑”,先期项目容易沦为吞噬财政资源的黑洞,形成系统性风险。[12]因此,印度常常陷入资源不足导致周期性的政策逆转和摇摆,一旦环境出现波动,国民经济就容易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印度面对的经济问题来自庞大并持续增长的人口,以及贫富悬殊。贫穷仍是印度急需解决的问题,官方估计,2004至2005年印度有27%人口属于贫困人口。

纵观全球历史,拥有13.4亿人口的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理应成为优先发展的行业,但是印度却走了一条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奇特道路。

因而,印度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远远落后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1950年至1980年,印度人口年均增长率约为2.3%,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1%左右,这种缓慢的增长率被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长率”。印度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全球排名第十工业国,下降到了第27位,其工业产出占全球份额从1950年的1.2%降至1980年的0.7%,退步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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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印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靠农业或者农业附属链为生,工业占国家GDP的27.6%,只雇用了国内17%的劳动力。从产业结构上看,印度与发展阶段相似的其他国家相比,其工业部门占比明显落后,但是第三产业却占全国GDP的50%,集中在劳务输出,金融服务,交通服务,通信等行业,与发达国家趋同。

印度改革年代的工业化曲折发展

印度政府巨额的农业补贴妨碍了投资进入农业,而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过度的行政管制,推高了成本、增加了价格风险,从而令投资者对未来缺乏确定感。政府在劳工、土地和信贷方面的过度干预,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农业发展亟需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业则发展不足。

对于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不少印度当政者曾主张跨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时代”,直接迈向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众所周知,没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仅仅靠服务业和高端产业根本不可能促进印度这种10亿人口级别的经济体走向现代化。

1990年,连年举债导致印度还本付息压力巨大,且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高企又导致经常性账户恶化,印度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其外汇储备曾一度仅能支付一周的进口。国际收支危机恰逢苏联解体导致的意识形态恐慌,再加上IMF纾困贷款带来的结构调整压力,使得1991年国大党拉奥政府决心与传统的尼赫鲁模式决裂,对经济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印度由此步入经济改革时代。针对印度原有的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内向经济,拉奥改革提出了自由化、私有化和开放化的方略,同时不再刻意强调工业制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印度政府全面放松了统制经济,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推行包括金融改革和公有企业改革在内的关键领域改革。市场化、开放化、私有化的改革的确给印度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动能,使其在开放的头10年就取得了年均5.5%左右的经济增速,成功跻身全球增速最快的大型经济体之一,也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之一。

高新产业的光鲜外表难以掩饰其种种内部问题——印度整体就业机会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资本相对缺乏、产业缺乏联动等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印度经济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较快的增速,但是同期的工业化进程却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因为工业化领域的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群体,许多关键的改革无法推行,导致用工标准严苛、土地征收困难,基建进展缓慢。印度工业发展因此始终无法进入规模化发展的快车道,大量劳动力只能滞留在效率低下的非正规部门,同时大量项目因为土地征收问题而被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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